丝绸之路上的奇葩（一）

    《西游记》第59回“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孙行者一调芭蕉扇”所说的“火焰山”就在今新疆吐鲁番附近。在吐鲁番以东约20公里有一座古城遗址，就是著名的高昌故城。该城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东晋初，前凉张氏在此设高昌郡，与西域各国进行贸易往来。此后二百年间，随着丝绸之路繁荣度由南路向北路转移，此城逐渐成为敦煌以西“丝绸之路”北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公元640年，唐太宗在该地区设立西州，后又设安西都护府。到了七、八世纪中叶，该地区已成为自凉州以西最大的城市。著名的阿斯塔那古墓群便是发掘于此。

　　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东南约60公里处，由两个墓群组成，即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即高昌）。它们是古代高昌王国城乡官民的公共墓地，它们均距火焰山不远，基本相接。二十世纪初，这两处墓地曾先后遭到英、俄、德、日等国掠夺者的疯狂盗掘，有不少纺织品已被带至域外，现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日本若干大学的博物馆中。

　　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出土的丝织品中，锦、绮、绢、纱、罗、刺绣、染缬等品种齐全。同时，还发现了许多新品种，如织锦技术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品种。唐锦发展顺序可依次分为：北朝晚期或隋代的平纹经锦，隋或初唐时期的斜纹经锦，盛唐时期的斜纹纬锦、织金锦等。平纹经锦是我国传统的织锦，到了唐代数量已明显下降，大量出现的是隋代前后兴起的斜纹经锦。由于受西域纺织技术的影响，此时又出现了斜纹纬锦。它们采用双根加有反手向“Z”拈（内地为正手向的“S”弱捻）的经线作夹经,经捻强于纬捻，经线排列也比纬线稀疏，用粗而宽的彩色丝线作纬，并由纬线显示织物的图案。对织物纹样的变化来说，采用色梭的替换比中国传统的牵经线法更为方便灵活，因而突破了传统经锦花型循环较小的局限，可织出大块面积的图案。在阿斯塔那墓群中就发掘了不少这种纬锦。  

　　这件“胡王”牵驼锦是一件我国传统的平纹经锦，出土于高昌延昌二十九年（公元589年）唐绍伯墓中。整个图案以联珠圆环组成。在环内以朱红、墨绿、土黄三色显示一幅美丽的图案：一个商人执鞭牵驼来到泉水边，清澈的泉水中倒映出他完整的身影。织匠把商人在漫漫黄沙中发现泉  
水的喜悦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这幅织锦中还织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汉字“胡王”，由此可推测，织匠很可能是汉人，也许来自中原。

　　吐鲁番出土的织锦有相当一部分用于覆盖死者的脸部，称为“覆面”。这件盛唐时期的联珠猪头纹锦覆面就是典型的斜纹纬锦，色彩明快活泼，猪头上翘起的獠牙与几何形的眼睛极富装饰性。这种野猪头的形象来自中亚萨珊波斯艺术。猪在崇尚武功的波斯拜火教中被视为伟力拉格那神的化身，备受尊敬。野猪头纹出现于中亚的时期，先于七世纪中叶的伊斯兰化，因此，在中国发现的此类文物，也大体集中在这一时期。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这种以伊斯兰教中被视为不洁之物的猪为纹样的织锦图案逐渐消失。
 
　　闻名遐迩的西北古丝绸之路，从我国陕西渭河流域开始，向西绵延数千里，联结着欧、亚、非三大洲，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增进友谊和文化交流的桥梁。在这条丝绸之路的沿途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丝织品，尤其是数以百计的唐代丝绸的出土，为世人所瞩目。
　　
　　这些出土文物代表着唐代不同的时期。伴同纪年物出土的唐代丝绸主要发现于阿斯塔那古墓和法门寺地宫，其中阿斯塔那墓大多为前期制品，法门寺出土物的年代基本属于晚唐。依据纹样特点，收获极为丰富的青海都兰吐蕃墓，可划入唐朝前期。由于西北气候干燥，除法门寺外，这些数量众多，织纹精美的文物绝大多数鲜艳如新，保存完好。在时隔千余年的今天，从这些遗物上，我们还能感受到唐代丝绸令人赞叹的艺术光彩和对外部世界巨大的吸附力。
　　  
    自1983年起，唐代丝绸的另一个宝库在青海省都兰县被逐渐发掘出来。这是一个极大的墓葬群，广泛分布在青海都兰热水、夏日哈等乡。其中最大的墓区极为雄伟，推测为吐谷浑旧部在吐蕃时期的墓葬。墓中出土的丝织品有300余件，含有百余种不同的图案或结构，其中大部分为锦、绫，花纹极美，织造极精，从年代上看，不仅有北朝至隋代的产物，也有大量盛唐时期的作品，但主要的则属于唐代中期，即吐蕃占领河西走廊这一时期。

　　从种类上看，都兰出土的丝织品中包括：平纹经锦，如红地簇四云珠日神锦；斜纹经锦，如黄地对波狮象人物锦、红地对波联珠狮凤龙雀锦、橙地小窠联珠镜花锦、黄地簇四联珠对马锦等；具有中原风格的纬锦，如黄地大窠联珠花树对虎锦、黄地大窠宝花锦；带有较为强烈的中亚色彩的纬锦，如红地中窠含绶鸟锦；以及织金锦带等。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绫和罗织物，包括平纹地暗花绫、斜纹地暗花绫和素绫等。出土物中也有少量的缂丝和絣织物，弥足珍贵。

　　这件五彩鸟斜纹纬锦，以团形瓣窠作环，内置立鸟，站于联珠台上，颈上和翅上都饰有联珠授带，鸟嘴也衔有联珠授带，织物的背后还有纬线作背浮。同类织物在该墓中大量出土，因此，可将图案复原。这种含绶鸟当时被称作五色鸟，一般经线用两根或三根Z拈的紫色丝线作夹经，单根Z拈作明经，纬线用大红作地，蓝、绿、白、黄四色显花，有时则将五色分区换色，有时用更多的色彩显示，部分色彩的纬线则浮于背后。都兰出土的五色鸟锦中还有以各种纹样作团窠环，内置一对含绶鸟的图案。从另一件色彩及用线相同的条形织物所织的波斯文铭文来看，此锦可能为使用波斯文的中亚织工所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