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砚“庙前青”的历史

    歙砚石品，林林总总，其中尤为名贵、稀缺和神妙者，当数“庙前青”。此类歙砚通体青碧，宛如绿玉，呵气生水，温润细腻，在当今的古砚收藏者中闻名遐迩，但在悠久的砚史上却有一个逐渐被发现和认知的过程。也许，对“庙前青”的考索探微，迄今还没有终结。

    早在北宋，随着以婺源龙尾山为中心的多处歙石矿峒的开发，时人已将歙砚列为海内名砚。在诸如唐询、米芾、高似孙、苏易简、唐积等所著砚谱和苏轼、黄庭坚等的诗文中，对歙砚的各种石品（金星、眉纹、罗纹、涮丝等等）及其细目，已作出了较为准确的分类；其时虽然也有人注意到以苍黑为基色的歙石中，偶亦有色调青莹者，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出现“庙前青”的概念。在宋代士大夫的相关著录里，似只有曾知青州唐询描述过此类青砚的特征。曹继善的《辨歙石说》转引其文云：唐在金陵同僚处曾“见一砚，方四五寸许，其色淡青如秋雨新霁，远望暮天；表里莹洁，都无纹理，盖所谓砚之美者也。云得于歙，不知出于何坑，今不复有。”大概是这种石品的稀少，加之唐氏“今不复有”的权威性论断弱化了时人的期待，相关青莹歙石形质的细腻素描在此后的著录中颇为鲜见。直到清康熙年间，歙人汪徵远才又有述及。他大约研读过前引文本，在其《龙尾石辨》中用与之雷同的笔法写道：他曾从友人处得一黻字古砚，“石色淡清，亦如秋雨新霁，表里莹洁”，“乃知龙尾之精以色青肌腻为贵”。汪文较唐文进一步提出此石出于龙尾，但仍未予命名，并以“色青肌腻”概括出其基本特征也未提及其产于龙尾山何处坑口。

    据笔者有限所见，“庙前青”的概念始于近代徽州藏家，而对其形质加以明确界定的是当代已故砚史专家李明回。李氏在１９８０年代出版的《中国安徽文房四宝》中提出：“歙石似黑实青，佳者透绿，呈青碧色，其通体青绿者，为‘庙前青'，是歙石中之珍品。”据此，他认为前述两砚都可以断定为“庙前青”。

    “庙前青”到底出于何处？有一个古老的传说：龙尾山中“庙前坑”。此说首见于文献者大约是清代官绅徐毅的《歙砚辑考》。徐氏于雍正朝中举，出任新安卫，后协助安徽抚臬、徽州知府等办理乾隆朝的贡砚事务，对歙砚多有评述。其书称：庙前坑在罗纹山（按指龙尾山）古庙前，石如紫玉色，间以金星，宋景祐时取石数块，即迷失其处，至今失传云云。近现代以来徽州等地的砚史研究者据此记载及收藏实践，多倾向于神庙说。如认为“庙前青”乃“庙前坑”之讹，而此坑由于并出青、红两色砚材，故与徐氏所录“石如紫玉”相合；１９９０年代初，人们在龙尾山口附近找到了长期“迷茫莫辨”的神庙旧址，使奇石珍品再现于世。这种“发现——迷失——再发现”的砚史叙事，辗转相传，似成定论。

    按徐氏《辑考》勾稽古史，爬梳逸事，长于博闻而短于求证。书中关于景祐年间（１０３４－１０３７）采石该坑的记载可能接近于史实，当时唐询（１００５－１０６４）正近而立之年，其入仕成名，著书访友，在金陵得睹“庙前青”，似可作为旁证。但该坑是否首发于景祐，目前尚无从证实或证伪；至坑后是否确有“神庙”，是否采石数块即神秘地“迷失其处”，以至下延数代俱无踪可寻？则其中疑点颇多，尚可探究。

    一、笔者曾两度到龙尾山采风，颇觉神庙说似嫌牵强。“庙前坑”遗迹地处龙尾山阳的古坑群落之中，东去百五六十米许即为砚山村口，其坑址地势高出山下芙蓉溪仅约二、三十米；其旁三十米许，为与之平行的眉纹中坑，以及逶迤而下的罗纹坑、水舷坑（当地称金星坑）；南面隔河相向，为砚山村水口左近的水蕨坑（当地称黄皮坑）。“庙前坑”矿面较小，板层不甚稳定，近年小批量出产过青、红两色石料，也有两色相杂，或青底黑带者，故村民习惯称之为“玉带坑”。历询当地砚友，俱称此坑近年开掘殆遍，实为废墟，无论砚山石工或前来考察的歙砚研究者，都没有在这里发现过“神庙”的任何文化遗存。按徽州古俗崇拜多神。神庙是乡土历史的表征，村落兴衰的标志；且其地处水口要冲、村路一侧，周边矿峒遍布，而单谓此坑出石即佚，似不在常理之中。故“庙前”一说，尚可存疑。

    二、青莹歙石虽然稀缺，但自宋至清，历代都有少量“庙前青”（或“庙前红”）歙砚传世，并非北宋时乍发即失，“今不复有”。仅笔者经多年搜寻，即分别藏有此类旧砚计三方。其一为南宋砚，纵２１厘米，前宽１３．５厘米、高３．５厘米；后宽１４厘米、高４厘米。变形蝉首池，顺水流淌式，砚堂微鼓，四侧内敛，桥梁抄手。通体青绿，间有苍青色“玉带”，金星少许。询及当地砚友，据称龙尾诸坑中，只有玉带坑（即“庙前坑”）才出这种石料，其底色多为浅灰，佳者泛绿，带纹苍黑，而通体深绿者绝少。可见该砚当出于此坑，且具有“庙前青”石品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系典型的明代早期作工：纵２４厘米，横１５．５厘米，高５厘米。淌水形，抄手式，修长敦厚。落潮处精雕鲤鱼化龙图。砚面左部约三分之二色青碧，右小半部色暗红；背部通体深绿，诚如唐询所言，表里青莹，都无纹理。其色泽与近年开发的“庙前坑”青红双色砚相同，而其质地更为纯净空明。惜乎传世日久，砚面右半部残损，其残破处红色片岩细密精致。

    又一方应为清三代制砚：纵２０．７厘米，横１５．２厘米，高２．８厘米，较明砚制式略宽而稍薄。平堂月池，四周浮雕松石流云作拦水线。色淡青，背部冻纹两条，如雷电闪于暮夜长空。品相完整，大器可观。

    这三方砚，其色泽纹理略有区别，但都具有通体青碧、晶莹如玉、若见肌里的石品特征，符合李明回先生关于“庙前青”的界定。另安徽省博物馆也藏有定为乾隆年间的“庙前青歙砚”一方，更属龙尾之精。可见自宋以降，历代都有“庙前青”歙砚小量问世、有序传承的物证。

    三、经笔者对当代“庙前青”、“庙前红”开发过程的跟踪调查，也获得了晚近百年内外，“庙前坑”仍在断续出石的实证。该坑在当代得以确认和经营性开发，得益于原徽州地区及婺源县不止一代歙砚研究者的努力。据笔者所知，近代徽州古砚研究者许承尧、曹一尘先生，在著述或口述里，都叙及、称扬过“庙前青”或“庙前红”。李明回先生据此著书详细介绍，提示世人“勿使此异品沦没”。至１９８０年代末，海阳歙砚研究者郑国庆先生循前辈线索，几经调查，率先在砚山村翻拆的老屋房基中发现红色、杂色和青红双色（时称“彩带”）的石料，经研究对比，循石索坑，终于在前述村民称之为“玉带坑”废墟中找到了与前人文本记载相符的实物留存。

    据采访调查，这些老屋大率建于清末民初，距今不过百年左右。唯１９８０年代前，当地石工多以金星、眉坑诸坑石材为上品，“玉带”石也较受重视，但不识“红石”或“杂色石”发墨利毫，故致此类石料或弃于河滩山谷，或用于屋础坝基。历史上的文本研究和当地田野开采的长时段脱节，造成了古坑迷踪的假象。

    综上可知，徐毅《辑考》中的那一段叙事是一种传说，也可以讲是一则“神话”。歙石历经十亿年沧桑，得日月之精华，藏神秘之林莽。宋唐积《歙州砚谱》中，记载了当时石工具牲祭神、斋戒入山的古俗。前人著录也不乏歙石有灵的神话：或坑上显五色云气，或床下出夜光之石，或撒草化鱼入地挖出良材等等。按神庙出石旋失说，亦在暗示山川之灵性莫测、歙石之出神入化，故同属于神话范畴。只是由于其表述相对人文化和历史化，因而容易为后人所认同。

    如上考析，并非否定此说的文化价值。如同人文学科中各种专门史一样，砚史在其漫长的演进过程中，也会因人们种种不同的经历和需要而发生叙事基调的分叉：经验（感性）的、神话（灵性）的、考据（求真）的，等等。这类经历和需要（或者说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广义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发生的种种不同的言说，都有其特定的发言位置和文化取向，因而也都具有存在和传播的正常性。它们从各个角度，共同编织和丰富了悠久的歙砚文化史。不过，对于有关歙石的神话传说，与其将它们作为砚峒起源及其历史脉络的证据，不如把它们视为评判歙砚的价值尺度。这类神话的文化含义，在于用神秘烘托珍贵，从而表现并提升了人们对于歙石及其所在山川地理、人文历史的珍惜。在这个意义上讲，砚史上的神话，乃是古代的采石、用砚和爱砚的人群，出于对文化或者环境的体认感受而在抒发自己的内心世界。

    从神话返回实证，笔者有一假设：若按石品结构分类，似不必把“庙前青”限于特定一坑。歙石矿脉异常复杂，层层分剥，品色互异；咫尺之隔，石质常幻。米芾《砚史》述其少时见一砚，“绿如公裳而点如紫金”。徐毅《辑考》推崇眉子，并以其中“石色青碧、石质莹润而纹理匀净者尤为精绝。”据此，前砚可能产于金星坑，后者则明显出于眉纹坑。李明回先生前书认为，徐氏所论“也是指庙前青”。如果把“色青肌腻”、“纹理匀净”作为“庙前青”主要标准的这一立论可以成立，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凡在龙尾诸峒中发现的青碧晶莹之石品，皆可按习惯话语泛称之为“庙前青”，更确切地说，可以界定为“龙尾青”。只是这种佳石即使在“庙前坑”中亦含量稀少，故弥足珍贵。

    本文按实证、名物、释义的思路，试图对“庙前青”的历史脉络和人文含义作一新释。其旨无他，仅供同好者讨论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