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年前的省两会上，广东选出了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3亿农民工终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了自己的代言人。

　　胡小燕两年来的履职征程却颇为崎岖。从履任之初激动地通过媒体公开手机号码，而后每天疲于应付几千个电话而不得不关掉手机；到亲自帮农民工讨薪；到“能帮的帮，不能帮的让他们找工会”；再到今天感慨“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胡小燕内心深处的风暴似乎从来没有消停过。

　　回顾两年的代表履历，胡小燕说，一是忙，始终在为农民工问题努力着；二是无奈，“有职无权”，很多问题不是自己可以解决的。胡小燕用两句话总结道：“只有遗憾，不敢言功。”也许这是句大实话，将3亿“同行”的期盼扛在自己柔弱的肩上，胡小燕有些孤独。

　　从锅炉工，到窑土工，4年间，胡小燕先后5次跳槽。2002年，她应聘进入广东三水新明珠建陶公司。

　　从最基层干起，通过竞争上岗成为车间副主任。一路走来，胡小燕在曲折中进步。让她一直难以割舍的，是双胞胎女儿。

　　“留守孩子”来广东了

　　去年9月，胡小燕把在四川广安家中上初一的一对女儿接到三水读书。她的顾虑和普通外来工一样：孩子大了，该重视教育了。“听公婆说现在中学里有不少谈恋爱的，我很担心。再说，几年难见一次，实在想她们——我们已经10年没在一起过年了。”

　　接一对女儿来广东读书，绝非易事。胡小燕的丈夫刘加明说，尽管妻子是优秀外来工，接收女儿的学校没收借读费，但每个小孩一学期1500元的伙食费、住宿费还得交。孩子大了，每周还需零花钱。

　　女儿来了，胡小燕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做出了调整。去年9月，她大胆地辞去了车间副主任，改行干起了销售。放着“坐办公室”的清闲活不干，却要风里来、雨里去地跑销售，很多同事不理解，领导也劝她“考虑清楚”。

　　“干销售，多卖多得。”她说，毕竟两个女儿来广东了，开销大了。4个月下来，胡小燕意识到“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还很多”，“那些销售员嘴巴那么甜，我简直就是个‘木瓜子’，跟他们比差远了。”她笑着说。

　　家人一起承受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的光环也让胡小燕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的家人也无奈地被卷入其中。

　　上周，记者来到胡小燕的家中。小屋只有十多平方米，跟工友们的没什么区别。除了一台电视机，屋里没什么值钱的家当。书桌上堆积着会议文件及法律书籍。胡小燕说，这些都是开会和参加培训时发的。

　　有人猜测，胡小燕当了人大代表后买房、买车“有照顾”。胡小燕对记者说：“买车、买房，现阶段根本不现实。我现在一心只想熟悉新岗位，把女儿安顿好。”刘加明说，如今的房价普通打工者根本承受不起，何况他们在老家建房还欠着外债。

　　刘加明坦言，老婆成了“明星”，他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要求也更高了。工作上必须上进，严于律己，生怕出了差错，“闹出负面新闻来”。

　　两年履职之路

　　褪掉青涩有了“外交口吻”

　　两年来，记者见证了胡小燕的每一次蜕变。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初，胡小燕在工厂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一脸羞涩，一言不发。后来，她终于说话了，可反反复复就那一句“我还要好好学习。”有个外国记者问她：“你打算怎么参政议政？”胡小燕红着脸说：“我还不知道，还在学着写提案。”此后，胡小燕参加了各种密集的培训。

　　如今的胡小燕早已习惯了长枪短炮，面对媒体连珠炮式的追问，她也能对答如流。她能一口气接受十多家中外媒体的采访。她的每句回答都已透着“外交口吻”——“我觉得”、“个人认为”、“我相信”。

　　“只有遗憾不敢言功”

　　两年任期，胡小燕感慨“太忙了”。当初履职心切，她通过媒体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岂料每天接到几千个电话和几百封求助邮件，每天凌晨三四时手机仍响个不停。她不得不关闭手机以免影响工作。她因此被口诛笔伐，甚至遭到农民工的痛骂。如今，骂声少了，邮件多了，通过她成功解决问题的案例多了。

　　胡小燕说她这两年一直在充电，自己的进步自己能体会到。记者问她：“你给自己这两年的履职打多少分？”胡小燕说，“肯定及格，但分数也不会很高。”她说自己始终在为促进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而努力，但求问心无愧，“但很多时候，我爱莫能助，只能遗憾地告诉他们我帮不上忙”。“我只有遗憾，不敢言功。”

　　现在，更多的求助是通过发电子邮件的方式。“有时候别人打电话向你求助你也解决不了，就不再把你当救星了，求助的也就少了。”胡小燕苦笑着说。

　　“我有职无权只能干着急”

　　农民工，胡小燕经常强调着自己的这一角色，似乎担心别人说她“忘本”。两年来，“农民工”胡小燕经常感到无奈。很多时候，农民工向她求助，由于对当地的情况不熟悉，她无法与当地工会和主管部门联系上，只能建议对方找工会。求助的农民工通常认为她在推脱责任，临挂电话时会骂她。起初，胡小燕觉得自己“很没用”，还委屈得掉眼泪；但后来，她慢慢想开了：骂我，是因为我做得还不够好。

　　“有一次，一个小包工头没拿到工程款，先选择带人去闹事，问题没解决，转头来找我。我跟他说，我没法帮你，因为你用了不正当的维权方式。因为你用了不当的方式，本来有理也变得没理了。”胡小燕说。有个四川老乡拿不到工资，也去找她，而她同样建议他找当地工会，老乡因此怪她“耍大牌”。

　　“春节之前，农民工反映拖欠工资的情况比较多。很多农民工认为通过我就可以要回工资，但我只是人大代表，不是政府部门，不能代替工会和政府去解决问题。工会解决不了的，转给政府其他部门去协调，作为人大代表不应该直接介入。”胡小燕说，“我虽然是人大代表，但职权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大，我是有职无权，有时只能干着急。不能指望一个代表解决所有问题。这也是我走过这两年才认识到的。”

　　“既然是人大代表，就要知道自己真正代表谁，就要敢说。就算是别人骂我，我也不会后退。但一个胡小燕解决不了所有问题，3亿农民工需要更多我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