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收藏：提防“白纸黑字”的骗局

　　随着国内艺术品市场的不断繁荣，各种造假贩假手段也呈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之势，其中利用出版物进行伪装蒙骗，诱使买家上当的手法当前在市场上最显突出，对收藏与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了较大的伤害。

　　近年来，利用出版物进行欺诈行骗在国内艺术品市场屡见不鲜。今年7月，某媒体曝光了《何水法写生集》造假事件，造假者完全仿照天津人美出版社的版式、纸张，不惜成本印制了一本假画册，从外观上看，真假画册毫无二致，但是里面的画全是赝品，因假画册十分精致考究，不明真相的人极难分辨，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一些人信以为真，大上其当。去年，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的画册被造假分子改头换面盗印，封面上吴作人的作品被偷梁换柱掉了包，后被专家识破在媒体披露。今年3月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珠海假画风波”中的假画，更堂而皇之地收入在某权威出版社的《黎雄才作品集萃》，实在令人诧异！可见在造假日益猖獗的今天，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在出版物上打主意做文章，利用图录做“护身符”来掩人耳目，行销假货，已是投机者惯用的手段。

　　利用出版物行骗之所以接二连三发生，且屡试不爽，频频得手，根本的原因在于国人对白纸黑字的盲目相信。中国人历来相信白纸黑字，对出版物往往深信不疑，而这恰恰被别有用心的造假者巧加利用。特别是近两年国内艺术品市场十分火爆，许多纯以投资为目的，对艺术品收藏一无所知的人士纷纷进场，他们大多对真伪缺乏识别能力，藏品是否刊入出版物便成为这些人判断真伪的重要依据。于是造假者就投其所好，以假出版物为诱饵。有些造假者甚至不惜花费数十万元的成本制作精美的印刷品，一旦得手，获利通常在百万元以上。当前，假出版物所以屡屡得逞，与藏家对艺术品本身缺乏研究而过分地盲目相信出版物密不可分。

　　出版业的混乱也难逃其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出版业也不可避免地发生机制转变，不少美术类出版社普遍存在着审查把关不严的现象，使投机者有机可乘，一些大有问题的赝品名正言顺地混入正规的出版物“镀金”，摇身一变，以假充真，这在出版界早已司空见惯，不是什么新闻。近期一些正规的出版社出版冒牌的“大师之作”屡被曝光，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堪称一大丑闻！正因为国家的出版社在藏家眼中威信极高，人们对其深信不疑，所以出现真伪掺杂的情况其危害性就非同一般。在艺术品市场化的今天，我们的出版部门应该严格操守职业道德，绝不应为谋求私利而对伪作大开绿灯。时下，一些伪作之所以能屡屡抛头露面，出版部门把关不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过分地夸大图录的作用，毫无选择地滥引图录，也助长了这股歪风。当前，无论在一级的民间市场和二级的拍卖市场，都存在着把图录神化的现象。如今不管如何拙劣不堪的仿品，只要印入出版物、图录中，便一步登天，弄假成真，好像进了保险箱，手握护身符一般。某拍卖公司宣传中称其1000多件拍品中近半数刊入各种图录，然而这些被图录过的东西却不乏赝品。这种非理性的过分夸大图录作用的做法实在害人不浅，难怪有些作伪者不择手段费尽心机在这方面大做文章。目前，很多出版物根本就没有权威性，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艺术品市场兴起后的出版物，真伪混杂，赝品居多，可信度极低，权威性大不如前，常使人误入迷津。

　　用出版物进行伪装蒙骗的危害性极大。由于被编入出版物的大多是名家之作，金额数目可观，被其蒙蔽的藏家往往损失惨重。如被某拍卖公司注明著入《狮城藏画》的一件潘天寿《菖蒲八哥》的仿品，近期竟拍出80多万元的高价。而另一件冒仿的徐悲鸿《鹰》，声称曾参加一所谓的“××大展”，更以200多万元高价拍出，令人咋舌！由此可见，用著录做障眼法的欺骗性与危害性有多大。近一两年，被《石渠宝笈》和《中国古代书画图目》著录过的作品在市场上备受追捧，然此二者也不可避免地收进了部分伪诈，但却被一些人盲目地推崇为“金科玉律”，以致花费上千万元买假货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当前，盲目相信出版物已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一大误区，为其所害者大有人在。对于艺术品收藏与投资者而言，艺术品自身的内在质地才是判断衡量其真伪的主要依据，而有关出版物的著录、专家的意见、拍卖公司的宣传等均只能视为辅助依据当作参考。任何脱离艺术品自身的真伪而盲目相信出版物的做法，只会使收藏与投资者付出血的代价，所以应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