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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9日，一名正在玩耍的小寨村儿童。本报记者 张鹏摄
通往小寨的道路，随处可见刷写在墙壁之上类似“别跪了，站起来”的标语。本报记者 张鹏摄
被污名化之痛
——“中国第一乞丐村”真相调查
本报记者 张鹏
5元一瓶的劣质白酒下肚，沙哑地唱起“花儿”，李尕猴的眼睛里才会放出异样的神采。
29年前一个阴冷的冬天，李尕猴带着7岁的儿子流浪成都街头。李尕猴抱着二胡，反复拉着从电视上学来的几首曲子，儿子则伸出冻红的小手，向行人乞讨。“受过的罪大了，那时候人们只给几分钱，给几毛的都少。”
李尕猴所在的甘肃省岷县小寨村，因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乞丐村”而闻名全国。
由媒体拼接的图景里，这个村庄八成至九成的农民像候鸟一样，在贫瘠的乡村和诸如济南、青岛、沈阳、南京等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之间季节性迁徙乞讨，“夏天去北方，冬天下南方”。
如今，这个另类成名的村庄是否还延续着它不光彩的传统？媒体拼接的图景是否有夸大的成分？不久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到了小寨村难以承受之重。
小寨的另类成名
和村里其他人家相比，李家最大的不同是，供出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但至今，李家仍位列这个村庄最为贫困的家庭目录中。包括世界银行贷款单在内的5张逾期贷款催收的通知单，还躺在他家破旧的柜子里。原因很简单，李尕猴“要得最早，但没要下（去）”。
如今李家栖身的这间砖木混合结构的房子，宽3米，长七八米，建造于2007年，4000元盖房的钱来自政府的救助。环顾四周，他家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21吋的创维电视机。两把海绵裸露在外的沙发是别人淘汰的，供冬天取暖的炉子也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在炉膛的上面，放置着一个铁制的炉条，煤只在炉条上燃烧。这样做是为了省煤。
供孩子上学，是李尕猴这辈子自认最正确的一次决策。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儿子李玉平的责问：“我已经10岁了，还不让我上学，啥时候让我上学呢？”儿子对求学的渴望，最终博得了父亲的同情。
李玉平上大学那年，李尕猴执意要陪儿子到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报到，瞅瞅“大学长啥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远门不是为了乞讨。
但回家的路上，他又去乞讨了。这次是为了还儿子交学费欠的债，他沿着荆门、襄樊乞讨了一路。他的这种行为很快被听到消息赶到的儿子制止了。
2005年，这个村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在他就读的小寨初中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的文章。他还在村里办起了免费的文化补习班，给孩子们讲外面的世界，谈人生的理想。
这一切来源于他的切身体会。童年短暂的乞讨经历，对李玉平幼小的心灵触动极大，他时常望着城市的高楼大厦梦想：“将来，这里有没有我的份儿？有一天，我也要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这个乡村少年认准，读书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途径。
“当时乞讨气氛很浓，越来越严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李玉平回忆着将“家丑”“捅出去”的初衷。
正是这个年轻人的举动，引发了又一轮全国媒体对小寨村的报道热潮。检索当时的媒体报道，“乞丐村”、“中国第一乞丐村”这样的字眼开始大量出现在相关报道中。
这也是一部村庄的另类成名史：从2001年开始，几乎每一年都有远道而来的媒体记者踏访小寨，“记者在小寨扎下了根”，外界对于小寨的关注热度一直未能削减。
从此，这个寂静的村庄不再平静。各种版本的传闻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外界对这个村庄的想象力。
媒体的报道在2009年再次迎来小高峰。这一年，离小寨千里之外的济南市承办大运会大型赛事。一项针对流浪乞丐问题的专项治理由此展开，包括来自岷县的乞丐们被遣返回乡。
5年过去，回望当时的举动，24岁的李玉平自言“问心无愧”。在他看来，“媒体只要把小寨村提出来，就会受到关注，小寨被改变的时间也就会越来越快”。
乞讨减少，但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没有了
2008年腊月，李玉平回乡举行了婚礼。2010年前夕，从遥远的江苏无锡传来儿媳生下孙女的消息，接到电话的李尕猴乐得合不拢嘴，一连喝了4天的酒。
如今，“当了爷爷”的李尕猴对生活再无更多憧憬：有洋芋吃、有拌汤喝、有烟、有酒就足够了。不过有时候，他也会艳羡那些村里因乞讨富起来的人家，“比我供大学生的美”。
在以房子为财富象征的乡村，不少外出讨要的小寨农民，把他们的乞讨成果都带回了村子，最早盖起了锃亮的瓦房。
“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是讨要的人。”这个说法得到了村支书杨金忠的印证。
“不是生活困难去讨要，而是认为讨要来得容易，背后有利益驱动。”中寨镇民政站站长杨维科说。他曾作为驻村干部长期在小寨工作。
据他的观察，大致从1999年前后开始，小寨人外出讨要开始从讨要米面、馍馍、解决温饱向讨钱、谋利转变。进入21世纪，一些当地农民将外出讨要视作是“快速致富”的捷径，尽管，这种方法并不“很光彩”。
拥有财富的优势心理很快会打败人的尊严。一边是贫困的折磨，另一边是乞讨比种地、出卖苦力收入都要高的诱惑。
一些外出讨要获得财富的农民，对在城市的乞讨经历讳莫如深。他们大多声称是外出务工。
和村里其他一些人相比，38岁的杨龄（化名）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至少他掌握了一手熟稔的泥瓦活儿。2001年前后，他曾外出打工，但勤勤恳恳的工作并没有让他获得该有的报酬。岁末，黑心的老板卷钱跑了，没有路费回家的杨龄，最终跑到了街头。
很快，他发现“讨钱比打工容易多了”，而且每天乞讨的收入和他出卖体力的收益相当。
岷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康平实地走访小寨村后发现，“一个村庄去乞讨的人，不一定是村里最穷的。基本上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没有了。”
“这是一种耻辱。”杨金忠说。面对小寨村贫困的现实，这位村干部坦承“束手无策”，甚至在他的任期内，如何彻底脱掉这顶“不光彩的帽子”，看上去仍遥遥无期。
但近年来，“乞丐村”的乞丐正在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连长期在当地生活的村干部，都难以掌握村里实际乞讨者的真实数量。据杨维科的粗略统计，即使是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年头，“每一个村庄外出讨要的农民的数量大概在20人左右”。而如今，“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家”。
可以佐证的是，被外地救助站遣送回乡的岷县籍农民数量同时在减少。杨维科介绍说，以往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每年从各地城市救助站遣送回小寨的农民将近五六十人，而近几年已下降至个位数。
在岷县民政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中，这样分析小寨被扭曲的现实：“由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贫富差距较大，加之讨要相对打工来钱快、不费力，致使一些群众产生了好逸恶劳思想，走上讨要的道路。久而久之，使个别群众的致富观念发生了扭曲，把外出讨要当成了脱贫致富的一种途径。更有甚者，抓住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利用妇女孩子行乞讨要。”
乞讨财富神话不存在
在网上言论中，很多评说小寨人的用语随意而充满调侃。从上海打工归来的小董因此“很受伤”。他在上海第一次上网搜索中知道了家乡的名声。从此，他绝少向外人提起家乡的名字。
这座被污名化的村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烦恼：一些生意人的诚信因此受到异样眼光的质疑，年轻人娶外乡媳妇也被媒人投以不信任的目光……
尽管小寨村目前仍有外出乞讨现象存在，但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观察，外界对小寨村的报道，多少有夸大的成分。
媒体关于小寨的报道，不无猎奇的字眼。“乞丐村多见二层小洋楼”、“乞丐村乞丐坐飞机返乡”等真假难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甚至被制作成网络标题广泛流传。
在媒体和网络交织的世界中，诸如“好吃懒做”、“不知羞耻”、“假乞丐”的标签贴在了小寨人的身上。
2004年，有媒体报道来自甘肃岷县的流浪乞讨者，手背上刺有梅花点状刺青，网络盛传乞丐们将在成都召开“丐帮大会”。结果被证实“丐帮梅花印”之说“子虚乌有”。实际上，这仅是流行于当地的一种风俗习惯。
小寨已经成为了一种“品牌”，经常被冒名顶替：不少来自临近漳县、宕昌等县的行乞者，甚至有外地的乞讨者，被城市的救助站收容后，都声称自己是小寨人。
李康平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2009年,济南市救助站曾遣返了11个乞讨者到岷县民政局，很快，有6人失踪了。最终被证实是小寨人的仅为5人。
传言说，当地有人乞讨讨出50多万元的财富神话。甚至有媒体披露，“租孩子”乞讨在当地已成为一种产业……
在调查中，这个所谓神话的制造者石胜平，向记者否认了这个传闻。他说，自己的财富主要来自集资经营化肥生意。而“租孩子”的现象已在当地消失。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乞讨大户”李文义曾以此为生，现在，他的两个孩子就读于中寨中学，且学习成绩优异。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每当有外人和他谈论起小寨的讨要现象，37岁的年轻生意人石永茂总是愤愤不平。
5年前，靠敏锐捕捉到的涨价信息，出租车司机石永茂开始大量收购当归。在当归价格完成一轮从每公斤十几元到七八十元的“过山车”式疯长后，他发家致了富，盖起了街道里最漂亮的一幢米黄色建筑，开始经营百货生意。
他对记者说：“我敢说，这条街道的楼房都是靠勤勤恳恳的劳动盖起来的，没有一家是靠乞讨盖起来的。”
事实上，小寨的建筑仍以土坯房、砖瓦房为主。记者实地走访的小寨1社、虎龙村、水坪村等几个更为偏远的村庄，少见修建较为新潮的房屋，大多仍是当地多见的土坯房。媒体报道称“多见二层小洋楼”的地方，多集中在小寨2社和3社所在的集市街道两旁。
另外，记者了解到，随着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当地“中国当归之乡”品牌的日益扩大，不少头脑灵活的农民正依托在中药材产业链上，勤劳致富。
“山大沟深，民风淳朴，没有‘调皮捣蛋’（当地方言，意为不听话）的。”小寨留给驻村干部杨维科的印象并不坏。
记者踏访小寨村1社的当天，村里刚刚死了人，恰逢出殡，每家每户要在自家大门口烧麦草，祭奠亡灵。这个山里的村庄，仍然保持着很多地方看不见的古朴风俗。
“别跪了，站起来”
小寨村的救赎之路
本报记者 张鹏
一条通往小寨的宽约七八米的砂石土路，紧挨着冲刷出川都沟的河流，蜿蜒连绵5公里，随处可见刷写在墙壁之上的蓝色标语：“别跪了，站起来”。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条道路在夏季经常会被泥石流冲断。这使封闭的小寨和外界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
小寨村农民外出乞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岷县志》中冷峻地叙述道：“1960年，由于连续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失误，发生严重饥馑，形成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
上世纪80年代初，小寨人尚未解决温饱，村子里出现了最早一批外出讨要的人。背井离乡的初衷，再现实不过，“庄稼不够吃，连青稞面也吃了上顿没下顿”。
那时，整个小寨村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据村支书杨金忠回忆，小寨那几年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天晒雨打，连年冰雹，庄稼几近绝收”。
这是小寨村最为艰难的岁月。在快速增长的人口和有限资源的矛盾冲突中，环境承载的压力越来越大。为求生计的村民纷纷砍树、挖野药自救。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小寨的外出讨要现象渐成规模。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60户村民仅有4户没去讨要”。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贫困依然困扰着这个村庄。
杨金忠将小寨贫穷的原因归结为“人多地少，靠天吃饭”——拥有2514亩土地的小寨村，养活着2624口人，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亩。
来自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2009年，这个村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980元。而这一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已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
从严格意义上讲，被媒体称为“乞丐村”的小寨，并非指一个村庄。按照行政划分，小寨村下设12个社。2004年，全国撤乡并镇的大幕拉开。这一年年底，小寨乡被合并到中寨镇管辖。
5年来，来自当地政府的各种倾斜政策向小寨汇聚，试图拯救这个村庄。
建学校是这条救赎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为防止寒、暑假期间一些家长带领小孩外出行乞，中寨中小学的学生被要求每隔10天必须返校。每个假期，每个学生家长都会收到来自学校的一封信，教育他们告别耻辱。
56岁的薛合存被列为低保户后，再也没有出去乞讨过。放眼这个“老乞丐”的家，吃的面粉、炕上盖的军被、身上穿的阿迪棉衣，都来自政府的帮扶。在总共524户人家的小寨村，享受低保政策的家庭数量已超过100户。当地政府还为一些特困户提供补助资金，修缮危房。
长期的造血功能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据介绍，目前，小寨村正在实施“整村推进”的扶贫项目，旨在帮助小寨农民发展暖棚养植等致富方式，以增加收入。
尽管救赎之路仍显漫长，但45岁的虎龙小学校长郎俊文相信，“小寨的乞讨现象仅是暂时的产物，终究有一天会销声匿迹。”
他自称是一个“负重者”。作为一个教育者，他试图用正确的思想唤醒这些农民的子弟，“勤劳致富是根本，靠自己的双手才能改变命运”。
等待正名的小寨
张鹏
流动是人类基本的命运。不过，小寨人的这种流动总是沉重的。
在通往岷县的长途班车上，我开始想象小寨村的模样：封闭的、人迹罕至的、孤独的、绝望的、挣扎的。
刚到小寨那个下午，我多多少少有点失望：呈现在我眼前的小寨，和西部的大多数村庄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他甚至有点诗意与热闹：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村庄，妇女们在小溪旁洗衣聊天，两幢现代化的教学楼里传来琅琅读书声。
但走进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言行，你就会发现，诗意与热闹都是表象，掩盖不了它的贫困与忧伤。
哲人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小寨，我一直努力地在寻找促使这种流动的合理性。答案或许很简单，严重的地域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制造了流动所需的不平衡。
当这种行为被大多数人效仿并上升到文化层面，就会表现出极大的惯性。小寨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满腹委屈，又无可奈何；既民风淳朴，又道德崩溃、秩序失范。
而外界的过分关注，让小寨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表面上，那些刻板成见的媒体印象并没有影响到小寨的节奏，但被污名化下的村庄，其实“很受伤”。
不得不说，是一些媒体不够全面的报道推进了小寨村污名化的过程。当媒体将道德大棒砸向他们眼中所谓“丑”的东西时，事实上，偏见已经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寨村很像曾经被妖魔化的河南。污名化的过程很容易完成，而为其正名的过程却相当漫长。任何一个理性的记录者，应该理性地看到小寨的变化和当地政府做出的努力，面对卑微的生命，理当心存悲悯，而不是以猎奇者的优势心理去摧毁这个乡村的秩序。
在虎龙村陪我采访的村支书包来忠，再次打算向上级打辞职报告。妻子肾结石手术，先后花掉了3万多元，致使他欠下一屁股债。乡里去年特事特办，将他家列为低保户，每月领50元的补助。但这不能解决长远的问题。对于这个45岁的男人来说，打工是他唯一能还上贷款的方式。他打算年后外出打工。
握别时，我拥抱了这个男人。
离开小寨时，我花一根烟，请一个骑摩托车过路的年轻小伙儿载我出了川都口。他问我：“你感觉我们这怎么样？”
不等我回答，他说：“地方不好，人穷得很。待着还成。”
我默然。冷风嗖嗖地从我脸上像刀子一样刷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