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卖子合约”和黄强的生母写给居委会申请“卖子”的报告。

初步弄清自己的身世，黄强说，他要感谢林伯。

林伯淘来一张上世纪60年代的“卖身契”，决定找出当事人

“卖身契”主角1岁3个月大时被母亲以130元卖给别人

文、图：记者肖欢欢 通讯员莫伯强

“卖身契”相信很多市民都听过而从未见过。近日，一纸46年前的“卖身契”现身佛山，让黄强(化名)的身世之谜被揭开。46年前，由于家贫，无奈的母亲忍痛将当时只有1岁3个多月大的孩子“卖身”给另外一户人家，而后由养父母带大；而今，“卖身契”当事人黄强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昨日，黄强向收藏这份“卖身契”的林伯表示感谢。虽然也有寻找亲生父母的想法，但因养父仍健在，黄强担心自己的寻亲举动伤了养父的心。亲生父母，养父母，哪个才算老窦老母？进退两难，黄强面临着痛苦的情感抉择。

真相：1岁3个月被母亲卖给人

昨日，记者见到佛山人林伯收藏的这张已经发黄的“卖子合约”。合约中写道，甲方何美云住广州市仓边路31号，乙方黄惠民、马美贤住广州市南华西路联桂新街10号二楼。孩子的母亲何美云在合约中透露，因甲方的爱人余文超犯了错误被判劳改以致生活困难，情愿无条件将亲生儿子余乃明送给乙方黄惠民、马美贤夫妇抚养。

“卖身契”还因此约定了四条事项：一、余乃明自送给乙方之日起，所有抚养教育责任概由乙方完全负担，将来余乃明长大成人，甲方不得追寻认亲；二、依照宗族习惯，“余乃明”需要将姓氏和籍贯改为黄家的台山籍贯；三、乙方应尽责抚养教育，不得虐待他，等长大成人做个“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四、山高水低，各安天命，不得异言(意思是合约一旦签订不能反悔)。

一份由“广东省新生联合企业公司医院”颁发的出生证上的资料显示，“余乃明”出生于1963年3月13日下午4时30分，当时父亲余文超26岁，母亲何美云23岁。也就是说，余乃明当时被卖给别人时，仅1岁3个月大。

过程：居委会见证 130元成交

这纸“卖子合约”的最后还附有双方的签字。此外还有一位家住广州德政中路高华里11号地下、名叫李美华的人作为见证人，并有签名。合约的签订时间为1964年7月12日。

除了这份“卖子合约”外，还有一份居委会同意“卖子交易”的报告、一份儿童亲生父母对孩子养父母的感谢信以及小孩的出生证。

此外，这桩“卖子交易”还得到了当时居委会的同意。材料显示，孩子的母亲何美云向当时的居委会报告了交易孩子的请求，当时的居委会同意了这桩“交易”，还有居委会负责人的签字。

为答谢黄惠民、马美贤夫妇，“余乃明”的生母何美云还写了封感谢信并赠送130元给黄惠民、马美贤夫妇。感谢信的署名日期是1964年7月12日。

“卖身契”的收藏者林伯回忆，130元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普通工人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0元，130元相当于普通工人4个月的工资。

悲喜交加：得知身世当事人落泪

“卖身契”的收藏者林伯介绍，今年年初，他在广州海珠中路一个邮币市场淘宝，有人向他推销一些陈年书信。林伯当即买下这些书信。打开后发现是广州上世纪60年代的一张“卖身契”。

于是，林伯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将这份“卖身契”交还给当事人，让他弄清自己的身世，遂在报纸上刊登此“卖身契”寻找当事人。

“卖身契”主角黄强说，一位亲戚去年12月看到报纸刊登的一张“卖身契”中的各项信息都与他相符，便通知了他。他才专程从广州赶往佛山，通过报纸上的信息找到了收藏者林伯。

46年前自己的“出生证”已经发黄，当年的“卖子合约”已经字迹斑驳，当年亲生父母的亲笔信也摆在眼前。黄强面色凝重，仔细查阅着这些故纸。出生证上的日期、姓名，以及合约上记载的详细情况，都与自己的经历完全相符，黄强表示，这正是自己当年的 “卖身契”。

得知自己有这么一段凄惨身世，即便已过不惑之年，黄强也陡生悲怆，眼角噙着泪花。他说，弄清自己的身世，既有惊喜，也有感慨。

两难境地：亲生父母养父母难取舍

黄强略有些哽咽说：“当时我(被送)到黄家时尚在襁褓之中，自己的身世之谜始终不知情，直到快30岁时才偶然得知自己本不姓黄，如今的父母是养父母。我有过寻找亲生父母的念头，但苦于没有任何线索，无从找起。”

当年收养他的黄惠民、马美贤是他的姨父、姨妈，黄强的养父母另有其人。被收养后，姨父、姨妈和养父母待他都很好。而今，黄惠民、马美贤已双双驾鹤西去。

黄强如今在台山生活，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子女均在广州工作。黄强说，他很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但他担心养父知道后感情上接受不了。

黄强打算：考虑迁户口找亲人

黄强表示，得知自己原来是广州人后，他准备将自己的户口从台山迁到广州。此外，准备近期到广州仓边路看看当年的老房子是否还在，是否还有亲人住在当年的老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