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邮政与裁驿归邮（一）

在集邮学术研讨会上，邮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邮史研究）成了重头戏。内地集邮学术界多位研究发表了有创见、有深度的论文。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研讨中，有的论文就同一论题发表了迥然各异的看法，各自的观点都值得关注和进一步探讨。
    游乃器、王剑智（香港）的《大清驿站为邮政起源说》一文，认为“大清邮驿不只是邮政以前的通信系统，而是中国现代邮政起源之一”。并以一些史实证明：“数十年间，驿站与邮局的关系，是此消彼长，从台湾、新疆、西藏等地的例子可见，邮局一步步接管了驿站的人员和设施，迅速实现了全国性邮政网络的低成本扩张。积极的一面是：避免了由于裁撤驿站造成驿兵大量失业，使社会动荡不安，没有出现明末裁驿造成驿兵大量失业，加速了明朝覆亡的局面。因此，大清邮驿是合并到了国家邮政之中，而不是烟消云散，对国家邮政迅速开办全国网络起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许庆发先生的《走出邮政史研究的误区》认为：“中国邮政与古代邮驿没有传承关系，它们有着各自的发展历史”。并就有人提出“古代邮政”一说，指出“其要害是抹煞了邮驿、邮政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性质的通信制度的区别，用只有几百年的邮政史代替人类社会几千年的通信史（包括邮驿史、邮政史）”。
    古老的邮驿可不可以称为“古代邮政”？清末驿站的裁撤是不是都由邮政“接管”或“合并”？我认为，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简单化“一言以蔽之”。
    关于“古代邮政”
    中国几千年的邮驿史有时被称为“古代邮政”，例子并不鲜见。如此称谓是否走入“误区”尼？我们先看看刘广生、赵梅庄编著《中国古代邮驿史》一书中一段阐释——
    再说“邮政”。邮与政二字连用并不自近代开始，早在明、清以来的文献中，就已多次出现。如《大清会典事例》“邮政”卷，总数达48卷之多，内容主要是通信和交通。在清代历朝皇帝上谕中，经常可以见到“邮政”字样。“纠察邮政……”（乾隆十三年）。“肃清邮政……”（嘉庆十四年），“邮政之害……”（道光十四年）等等。明《经世实用篇》有“邮政篇”，至于明清地方志中的“邮政”就更多了。当然，不同时期“邮政”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古代“邮政”一词只是“驿政”、“邮传”的同义语。至于“政”，古人称“官府所治公事”为政，或者说“事之大者为政，政者正也，所以正其纪纲也。”古代除了“邮政”外，还有“马政”、“清政”、“河政”、“盐政”、“矿政”等，前人说得好，“漕有政，以足食；军有政，以足兵；河为水陆之津梁，故有政；驿为陆路之馆舍，故有政。此四者，纲纪立，则事事利民；纲纪废，则事事病民。以类叙之，俾为政者确然有所遵循”（乾隆《德州志》）。因此，认为“邮政”一词是外来的“进口货”，“邮政”一词只能是近代通信的“专业用语”，甚至认为中国古代官方通信只能称“邮驿”，而不能称“邮政”等，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这里的“古代邮政”之“政”，是指邮驿系“官府所治公事”，它与近现代邮政一样都是“国家之要政”。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邮政”一语并没有什么语病，且有史料佐证——
    在《天津邮政史料》第1册中，“驿弊”部分有几段清代史料：
    邮传考十五 邮政驿站
    驿站 各省马驿、水驿，其需用马驴、车船、人夫、什物等项，各有定额钱粮。或设驿丞专管，或属州县官兼管，或令武职带管，俱责成各该督抚驿传道稽察整治。驿站岁需夫马、工料、修造船车、廪给口粮及棚、鞍、屉、柴薪、灯、油、药材、杂支，所有各项钱粮，约计应用之数，各于该省田赋内照数编征。
乾隆五十五年 谕：向来各省督抚等陈奏各折，如遇有紧要事件急于上达，或地方公务关系重大，即需请旨办理。或有特旨，令其由驿驰递。近日该督抚等奏事，往往擅用五六百里驰递，及披阅奏函，不过寻常照例之作。事非紧要，祗益惊疑，甚属不晓事体。至由三四百里及马上飞递者，该督抚等尤视为泛常，率行驰奏，殊非慎重驿站之道。嗣后，各省督抚等如非紧要事务，俱不准滥用驿递，倘不知轻重缓急，仍沿故习，必治以应得之罪。
    又谕：大臣官员等奉使各省，驰驿往来，应给之马匹、廪给及跟役口粮。各按品级、以为等差，于兵部勘合内逐一填注。原不准例外多文，乃派出之大臣等，多假钦差声势骚扰驿站，随行官员亦复不知敛戢，以致家奴、跟役讹索多端。各该省督抚并不劾参，地方官惧其凌辱，惟求安静过站，曲加承应，违例滥支。即多用夫马、车辆，勒取供给，亦不敢复行争较。而办差之家人，胥役等，藉端派累民间，从中侵冒。其弊将何所不至。昨尹壮图折内称，地方官办理差务，胥役滋扰，商民不无议论一节，所言纵或过当，然近年或因阮光平及各国陪臣入觐时，地方官应付大过，故有此语。若不申明便禁，严示创惩，何以肃清邮政。况地方官办理差务，无论大小官员，皆宜恪遵定例。即朕省方所至，守土官吏，各有除道清尘之责。朕尤曲加体恤，切戒华靡，岂遣派办事之员，转可任情滋扰。即如近日旺亲班巴尔，自京回伊游牧，以送其格格灵榇，令沿途酌派夫役，遂致例外多支，扰累驿站。伊不过一蒙古藩王，地方官尚如此畏惧，若朕派出之亲信大臣，又将如何供应耶？联轸恤民隐，凡有赴京控告者，无不钦派大臣前往审办。今虽驰驿人员间有骚扰之事，亦不肯因噎废食，不行派遣，致小民含冤莫诉也。特此降旨，剀切诫谕：嗣后钦差大臣官员，如敢于应得马匹、廪给之外，稍有扰累，一经发觉，即行从严治罪。若该督抚等，任听属员违例滥付，希图见好，不行参劾，亦即将该督抚一并严究，决不姑贷。
    嘉庆五年 谕：据赓音布奏，经过直隶、山东、江南等处各驿马匹，不敷额数等语。驿马递送文报，均关紧要，各省如此废驰，殊属不成事体。著查明各该省缺额马匹，应行买补者，即饬地方官速行买补，毋任因循，致多贻误。
    又谕：前因督抚等于地方寻常事件，往往由驿驰递，曾经降旨通行饬禁。近闻各省积习相沿，无论公文紧要与否，概由驿递。即通问私书属员贺禀，均用印封交驿。甚至有由六百里加紧加快驰送者，以致各驿站每日急递，公文多至数百件。各州县官设驿马，专为驰递文报。今擅递私书贺禀，以私事而用官驿马供其驰送，其流弊无穷将见。外任家眷，驰驿赴京，岂不同前明之覆辙？且各驿站于此等限行之件，既视为泛常，势必遇正项紧要文报，转多延搁，于邮政殊有关碍。外省私书贺禀，不过通向陋习，本不应擅用印封，何得交驿驰送？动辄填写五六百里，全不顾疲劳驿马。此皆由督抚、司道等首先作俑。臬司系专管之员，并不认真查察，属员因而效尤，不可不严行禁止。嗣后督抚大吏当先自检点，于驿递事件，权其轻重缓急，并严饬各衙门，除实系紧要公事，仍用五百里递送外，其余寻常公文，应由马上飞递者，不得滥填五六百里。至私书贺禀，均不准擅用印封、驿马。倘经此次严禁之后，地方官有仍蹈故辙者，著该管督抚、臬司严参惩办，该督抚、臬司或自违便禁，必一并交部严议。
    嘉庆十一年 谕：各省州县安设驿站，以备驰递文报及紧要差使。凡遇钦差官员往来过境及此外应行驰驿者，自应查照勘合。内所填夫写之数，照例给与，然亦不得稍涉浮滥。至于本省官员往来境内，其夫马饭食俱当自行备办，岂能责令地方官供应。乃近日督抚、司道等官经过所管州县，该地方官不但预备夫马、且须公馆，供应饭食，争华斗靡，曲意逢迎，甚至有馈送程仪之事。惟以办差为能，而邮政转置之不问。即或该州县额马不敷，平日有疲驰浮冒情事，方且代为弥缝，又安肯核实查办？积弊相仍，自当严行饬禁。嗣后州县驿站应付，惟当以勘合为凭，毋许滥应滥支。如有违例供应，以及藉端馈送，或沿途勒索及纵容家人长随肆行需索者，一经查出或被人参劾，必当严惩示警。其所属州县额设马匹，如有短少情事，该上司务当随时整顿，毋任亏缺于咎。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七十四
    考一一二〇〇至一一二〇五
    这几则清代史料的年份：乾隆五十五年即公元1790年，嘉庆五年即1800年，嘉庆十一年即1806年。当时，近代邮政在中国尚未有所闻——因为英国的国家近代邮政也是在1840年才确立。可见，在清代，确有把邮驿视为“邮政”，“邮政驿站”就是确证之一。此称“邮政”是泛指官办通信与交通；而近代邮政则是国家专营、为社会公众提供普遍服务的信息产业。《中国古代邮驿史》中对古代与近代之“邮”作了客观辩证的阐释——
    人类的邮政通信，包括古往今来、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邮驿与邮政在内，是一个与众不同，颇具特色的部门。一方面，处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的“邮”，彼此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和本质的区别，这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彼此不同的“邮”，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有着基本相同的传递对象（实物传递），通过基本相同的作业流程（全程流动，接力传递，个人专责），实现着基本相同的物质效应（位移）。这些“基本相同”之点就是“邮”，即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具备着古今邮政的差异，我们会发现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古代邮驿的领域中，可以追溯到现代邮政的起源；从现代乃至当代的邮政事业中，又可看到古代邮驿的踪影。这绝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而是通信规律的必然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