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邮票志号变化之背景研究
（一）首次变动
首次变动处于“文革”最极端的初期，红海洋汹涌澎湃，在新华社播发的“文1”邮票发行的消息中，强调了对老纪特对文革前邮票发行工作的否定。这条1967年4月19日的电讯稿——《庆祝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邮票发行》的报道称：“长期以来他们（指所谓的‘走资派'）却在邮票的画面上大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花鸟鱼虫等等，根本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邮票发行局的革命职工起来造了他们的反，和北京邮票厂的结合在一起，冲破重重障碍，终于成功地设计出这套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邮票。”尽管文中对废除旧志号一事只字未提，但“不破不立”、“破旧立新”等当时的时髦意念已不言而喻。
据邮电部1967年3月31日下发的（67）邮票字16号《关于取消纪特邮票编印字号的通知》称，“在此次文化大革命中，邮票发行局和邮票厂的革命职工建议取消志号，理由有四：（1）编印志号有时会影响邮票的及时印制和发行，这与当前和今后邮票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并迅速及时地反映新气象新形势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2）避免因临时变动，或因邮票内容有问题而停止发行造成缺号所引起的不良政治影响；（3）编印上述志号只利于少数集邮爱好者，而并非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4）减少印刷过程中的复杂性。基于以上理由，经研究，我们同意自即将发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念邮票开始，取消上述志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邮票即“文1·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因赶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而从5月1日提前到4月20日发行，并改动的邮票的名称。作者注。）
由此可见当时新闻电讯和邮电部的文件在取消志号的措辞上差异明显，电讯惟恐天下不乱，极力鼓吹“造反有理”，故意对这套邮票的发行是由邮电部领导批准一事只字不提，是当时典型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论调的表露。而邮电部此时的权利尽管尚在所谓的“走资派”手里，但他们惊惊颤颤，努力紧跟形势，尽力肯定“革命职工”们要求取消志号中合理的成分。如此措辞的差异显示了当时矛盾复杂的形势和混沌的社会局面，没有经过“文革”的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我以为归根结底，当时的大气候极力否定文革前17年工作，上海爆发“一月风暴”，随后四下发生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全国大乱，旧志号的取消是大势所趋，不过是这场大动乱中的小插曲而已。
（二）编号票的出现
编号票的出现则远没有像“文字票”的产生来得那么明晰。1968年9月接连发生了大小“一片红”、“大蓝天”、“黑题词”等邮票取消发行的事件之后，邮票设计出现了变化，从1969年5月1日发行的“文14·南京长江大桥”到“文19·革命青年的榜样”上“红海洋”出现了退潮的迹象。新华社停止了对新邮发行的报道，从1968年的9月到1971年的3月之间，报纸上没有邮票发行的消息。编号票便是在这样安静的时刻悄然出现了，1970年10月发行的《智取威虎山》突然在邮票的下沿出现了简单的编号数字，随后是《严惩入侵之敌》。“文14”到“文19”在设计和选题上出现的变动实际上是对“文1”到“文13”“红海洋”模式某种程度的否定。而编号票的出现，又至少是对“革命职工”取消志号的四点理由某种程度的否定。但文革当时又是绝对不能否定的，因而这两度对文革初期极端作法的有限度的否定，新闻宣传上一直没有声音。据考当时的背景为：（1）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订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这样抓生产的会议在文革爆发后是第一次，周恩来顺着毛泽东稳定文革既定格局的意图，苦心孤诣发展生产，尽可能减少文革动乱带来的祸损，使1970年的经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2）“九大”之后，军管中的邮电部被撤消，1969年12月，邮、电分家，邮政总局与铁道部、交通部合并，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粟裕受周恩来的委托，分管新的交通部。据最新浮出水面的文革邮票密档来看，编号票第一套《智取威虎山》是以交通部名义发行的第一套邮票，该套邮票1970年8月1日发行，8月4日才补发通知。1971年3月18日的《人民日报》第4版刊发了新华社的新邮报道《交通部发行“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邮票》，首次公开宣布纪念邮票由交通部发行。笔者认为局势的暂时稳定和经济的一度复苏为一种有别与文字票的邮票编号形式的发芽提供了土壤，而邮政总局划归交通部使得编号票赢得了破土而出的契机，因为新的部门使用新的编号显得顺理成章，可以减少遭至“否定文革”或“复旧”的指责。
（三） JT票的出现
JT票的出现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敬爱的周总理主持党中央工作。他在极其困难的状下，力排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一大批老干部恢复工作。1973年小平同志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内许多工作有了转机。而此时运行了两年多的编号票显然不适应形势的发展。1973年12月31日的各大报纸上刊发了新华社的一则图片新闻，文字说明如下：“邮电部1974年元旦发行《体操运动》特种邮票一套，共6枚。这套邮票的图案反映了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积极地开展体育运动。”照片则分上下各三枚全部展示了邮票的图案。当时我买到这套《体操运动》特种邮票一细看时，猛地发现了出现在邮票下沿“T”字编号，如此重大的变革，新华社居然只字不提。这悄然出现的“J.T”票在形式上全面继承了“文革”前老纪特的编号模式，只是少了一个总枚数而已。它的出现既是对“文字票”腰斩老纪特做法的彻底否定，也是对文革前老纪特编号的特色和科学性的肯定，此时尚在“文革”中，来之不易。如此动作想来只有在邓小平搞整顿的大环境下才可能出现。
JT票出现的时间选定在1974年元旦，据考时间上与邮电部的恢复有所关系。1972年12月9日交通部报请国务院批准，成立交通部邮票发行局。1973年3月3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恢复邮电部的报告。3月6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5月26日《关于邮电体制的通知》下达。6月1日恢复邮电部，交通部邮票发行局更名为邮电部邮票发行局。新华社是通过播报编号票《86—90儿童歌舞》的发行消息来披露邮电部恢复的消息。该消息第一段如下：“新华社北京1973年5月31日讯：为纪念国际儿童节，邮电部决定在6月1日发行《儿童歌舞》邮票一套。”而《儿童歌舞》已是编号票的尾声了，它距JT票出现的1974年元旦只有半年的时间。紧接着原属北京市邮政局管理的中国邮票出口公司也合并到邮票发行局，至此“文革”前的邮票发行局的职能基本都在整顿和理顺中得到恢复。据《中国邮票史》（第八卷）初稿披露：由于编号票比起老纪特的志号相差明显，各方多有怨言，邮政总局要邮票发行局的会计科负责解决这一问题。该科当时提出了三个方案：（1）补办手续方案，即把“文革”期间发行的邮票都续编在老纪特的后边，例如“文1”就顺着老纪特的最后一套“纪124·32111钻井队”编为“纪125”，一直编到1973年底。（２）挖掉方案，即把“文字票”、“编号票”统统甩掉，在新发行的邮票上续编“纪”、“特”。（3）另起炉灶，重新编号。经过分析比较并广泛征求意见，认为第三方案比较可行。在具体拟定第三方案，邮票发行局会计科负责人胡誉淳提出如下三点：（1）保留原纪特志号的优点，把套号、枚号、年号保留下来；（2）必需要与原志号有所区别，把原来标出“纪”、“特”改为用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来表示；（3）把意义不大的总枚数取消。经报邮政总局和邮电部批准，新的纪特——JT志号从1974年开始实行。这样胡誉淳由于他机智的构想使之成为继邓连普之后第二位新中国的“邮票志号编设人”。但由于1973年6月1日发行的编号票86——90《儿童歌舞》和1973年3月8日发行的编号票63——65《中国妇女》之间已经为多套计划中的邮票预留了31枚的位置，所以在整个1974年中是编号票与JT票同时运行，一直到1974年的12月23日发行影雕套印的编号票《78——81工业新产品》，才把预留数消化完毕。
文革错综复杂的历史导致了中国纪特邮票志号的三次变动，无论是通过邮票了解历史，还是通过历史了解邮票，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极为生动和形象的。所谓“集邮发展战略”，我以为发展新中国邮票的历史研究比任何阶段的研究都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