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风字连台砚简析

    笔者收藏有一方紫色澄泥质旧砚，长１５厘米，前宽７．５厘米、高５．４厘米，后宽１０．５厘米、高６厘米。圆头，修长挺秀的风字形顺水式砚面，坐落在稍宽的台座上。台座两侧各有三柱足，砚后端中部也有一柱足，柱足末端连接着中间镂空的风字形砚座。砚面和底座之间，形成上下相连的支架。支架的波浪形花边及卧于架上的砚面背部，有竹刀削刮的痕迹；砚背似刻有字，已模糊不辨。其整体形制，寓奇特于小巧，似多变而简洁。以我们有限所见，现在流行的古今砚谱里，似鲜有如此罕见的造型（见附图一）。

    查据１９９６年第９期《文物》杂志，载有《河北宣化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一文，内称，１９９３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机构，先后清理了张家口市宣化区的五座辽代墓葬，其一为西京（大同）归化州（宣化）汉人富豪张文藻墓（——１０７４年，即辽道宗咸雍十年，北宋神宗熙宁七年），该墓前室东壁有壁画“童嬉图”，后室东壁绘“侍女仙鹤图”。前图一案桌排列板夹图书、砚、砚盒、笔架、镇尺诸文具；后图一小桌置砚、笔架、书（或纸）共三品（见附图二、三，转摄自《文物》该号彩色插页４、５局部）。其前图所绘砚，砚面外缘箕形，内包风字，下为三级层台。后图砚面似扇首风字，下设柱足支架与台座。这两方砚图特别是后者，和前述澄泥连台砚形态有差，而结构相埒。又曾在一次展览会上见过一辽砚，砚面嵌于银质台座上，更与此方澄泥连台砚形态相近。据此可以推定该澄泥砚是一方辽砚。

    此前，贾文萍先生在《中国文房四宝》１９９７年２、３期合刊上发表过《辽张文藻墓书房童戏图阐析》一文。作者主要是分析辽代的绘画风格和文物制度，同时也关注到这两方砚图。虽然作者当时似未目睹此类辽砚实物，但明确提出，这是目前仅见的辽砚特殊形制，为辽砚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依笔者浅见，这类砚图与实物的价值，尚不仅限于为考察辽砚一脉提供了见证，它们更是在宋、辽等多民族政权对峙的年代，从砚文化的侧面，提供了一例中华各民族之间文化沟通和交融的个案。

    其一，该砚表明，以澄泥制砚，至少在辽代晚期已成为北宋和辽国文人所认同的制砚工艺。有宋一代是中国澄泥砚工艺的鼎盛时期。据王靖宪先生《古砚拾零》考索，时澄泥工艺主要分布于绛州、虢州、相州、滹阳、邢州、拓沟、潍州、雒城一带，即主要在河东、河南、山左诸地。虽然当时的端溪、歙州、青州所产优质石砚已与澄泥砚齐名，但在民族政权对峙、南北交通维艰的社会格局中，这些优质石砚很难流通于燕云。固此，兼具端石细腻和歙石坚润的澄泥砚，自然因其优于北国地方石的特质而为辽人所器重。该连台辽砚泥质较细，经过淘洗；砚面隐约可见银色云母粉；压模时似经结构拼接并有较细的手工修削痕迹；因高温烧制，质地较为坚致。它虽然在总体上不及北宋优质澄泥砚之完美，但其已具备澄滤、加料、压模切削、高温炼造等几道基本工序，应无疑义。

    有民族特色的工艺，既是一种技术惯例，也蕴含了一种求索精神和审美取向，或者说，它是由器物和精神交织的传统。自五代后梁至北宋末年，宋辽及金王朝彼此或先后对峙于中国北方，地域有分野，而文化无疆界。此方辽砚和前述壁画所提供的辽代书房布局细节，在技术惯例、文物配置和审美境界等层面上，都体现了辽、宋文人的文化认同趋向。

    其二，该砚制式，应是唐砚风格和宋砚风格的融合和再创造。风字砚是宋砚的主流风格，反映了当时文人追求素雅简练的时尚；鉴于该砚的砚面及其中间下凹的研磨痕迹都为狭长形，可以推断宋、辽文人使用过一种较为纤细的圆柱墨或长条墨，运墨时上下推磨，同后世顺时针式的研墨有别。至于其七足连台制式，则应当是继承了唐、五代时期多足连台砚的遗风。唐五代通行的圆形多足砚中有一种款式，其蹄足和环形底座相连，底、面之间以足相支，宛如圆亭。该辽砚之整体设计已趋向宋代主流风格，但仍沿用了多足连台结构，应是对唐五代制砚结构模式的改塑。辽人对唐宋两代砚式的综合，形成了蕴含中原砚文化内涵，又具有本民族创意的独特制式。

    从张文藻墓壁画及其出土的配套桌椅可见，辽代农耕区的文房已使用高腿书案，文人伏案治学，故连台或层台的高足砚，和相传席地而坐舔墨用笔的方式已无关联。之所以采此制式，在于镂空台座可减轻分量，携取方便；同时，砚面卧于台座（甚至用贵重金属为台），更提升了砚的审美价值和显示了用砚人的身份。对照较为粗犷的辽代石砚或陶砚，此类制式应是辽代中上层文人或政治精英的文具。

    可以推想，如果将此砚的台座适当提升，前端和两侧加以封闭，那么它就转型为元明以降颇为流行的暖砚了。《说砚·文房四考》称：北方冬月严寒，市肆以锡或陶制砚，下置油盏点火，不致冻砚凝墨。我们还不能准确描述暖砚的来龙去脉，但高台镂空的辽砚，至少为暖砚的创构和完善提供了某种技术参考。

    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也许，通过对这方辽砚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体认中国砚文化辩证演进的历史轨迹：唐宋的制砚传统从中原流向北国，为辽式连台砚提供了技术惯例和创作智慧；而区域性的辽砚自元明以来，又以民族器物之一脉汇入砚史长河，其精神内涵部分地从巨室沉入民间，丰富了民间砚的创构资源。中原汉族和周边民族的文化传统，上层精英的审美理念和市坊乡野的实用理念，从历史的纵向和社会的横向彼此启示，相互转化，延绵不息，在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和文化格局中，共同滋养了悠长多彩的中华砚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