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墨的鉴赏三题
发布：2011-10-30 20:07:59 来源:哈尔滨百姓网-收集整理 浏览次 编辑：佚名
陆续读了一些谈墨的专著、文章，大多受益匪浅，尤其老一辈藏墨家如尹润生、周绍良等先生文章更是如此。但同时，也发现其中有些问题值得提出商榷，以下试作阐述。
一、关于牛舌形墨
尹润生先生著《墨林史话》，认为山西省大同冯道真墓出土的元代“中书省”墨为牛舌形。其“古墨撷英”章节中29·龙门氏“天府御香”墨（附图1）；33·梁清标“蕉林书屋”墨；54·巴孟嘉“远烟香”墨，尹氏均认为是牛舌形。周绍良《清墨谈丛》一书中一方近似图1的王晋卿留素斋“九子”墨，周氏称作舌形墨。而其他接近图2形状的墨，周氏称做腰圆形。高度矮一些，接近圆形者，周氏则称做椭圆形。在《清墨谈丛》“潘怡和酣咏斋墨”中，收有一墨拓片（附图3），惜乎周氏文字中未说明为何形。其实此形正是标准的牛舌形。在《方氏墨谱》、《程氏墨苑》中均有数枚牛舌形墨稿。
二、函璞斋与鉴莹斋
《收藏家》2005年第2期李晶先生“非人磨墨人磨人——济南市博物馆藏墨谈”，文中认为“他（汪节庵）的‘函璞斋'、‘鉴莹斋'就与曹素功、汪近圣两家并驾齐驱”。函璞斋为汪节庵墨肆并无疑问，其始于何时尚无确切证据。乾隆三十年函璞斋曾制书函式墨，此似为目前已知函璞斋最早之墨品。《清墨谈丛》云“汪氏事业，历乾、嘉、道三朝，最后归并于鉴莹斋，似仍以‘节庵'之名制墨，故世有‘节庵'款与‘鉴莹斋'并存者”。因此“鉴莹斋”实为胡爱棠之墨肆，胡爱棠创业于清嘉庆年间，自道光末年，胡爱棠鉴莹斋接手函璞斋，一段时间内仍以“汪节庵造”字样应市，李文将鉴莹斋归于汪节庵名下，似有不妥。我藏有一块“大黄布千”币形墨，便是胡爱棠墨肆选，侧有“鉴莹斋精选松烟”字样。
三、关于“墨无伪品”论
《中国文物报》2005年7月20日“大观”版刊登丁正元先生“‘千秋光'彩朱墨”一文，丁文认为自藏“千秋光”为“汪近圣儿孙所制，实为绝妙好墨也！”此墨是否汪氏儿孙所制姑且不说，真伪亦不说，唯丁文认为“这里，还需说明一点，就是仿古之风古今有之，今犹更甚；然而，墨之造假较为少见。赵汝珍‘古董辨疑'云：‘今之所谓古董者，无一不有伪制充塞于内，其唯一之例外，即为古墨，其中绝无伪品也。盖制造之地有限，不可随地仿制，制之劣者不能应用，制之精者任人均可成名……'”表面看来，丁文是赵文的引申，仔细分析，两者并不相同。在谈问题之前，先说明一下，我手头的赵汝珍《古董辨疑》为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8月第1版。引文出自该书第十四章“杂辨”之“古墨无伪品”一节，核对后发现与丁文在标点断句及个别字上有出处，但意思相同。
我以为丁文出现的问题，是在概念上没有弄清楚，因为赵汝珍说的是“古墨无伪品”，不是说墨无伪品。丁文引用赵文来说明“墨之造假较为少见”，是会错了意。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看赵汝珍另一著作《古玩指南》，在第十章“古墨”第四节“墨之伪制”中说：“凡古玩多伪制，惟墨则否，盖墨重质而不重名。质之佳者非名物亦贵，劣者虽名制亦不值钱，非若其他古玩，贵贱之基地于真伪者”。赵汝珍在叙述了为什么墨之伪制少的原因后，接着举了几种作假情况，如旧套墨中少了一锭或几锭，影响了售价，便仿制所缺锭充数，“其制之精者无不易鉴出”。又如他认为名墨商如胡开文等以真材实料制造，“但一般小资本、不著名之商号所制之墨完全仿照各墨制造。市上所售之劣品均此类商人所为者。墨中为伪品十九皆此类也”。从上面引文看，已明明白白说明在过去，至少在赵汝珍生活的民国时期就有伪品存在。其实赵汝珍的意思是墨为清耗品、实用品，人们一用便知，一些有名墨肆本着货真价实的经营观念是不做假冒事情的，因此“古墨”绝无伪品。但胡开文不做假，不代表李开文、张开文不做假。民国时的李开文、张开文不做，当代的李开文、张开文也还在做。因此，墨之市场存在以假、新墨充老、旧墨现象是不争的事实。
在“古墨”一章后，赵汝珍到了一个当时市场上明末清初古墨的行市表（民国三十一年），最贵者一千元，多数在数百元之间。而民国时明拓“在齐玄极寺碑”孤本六百元，明拓“琅琊石刻”、“西狭颂”、“祀品碑”等不过二、三百元。而沈周山小长卷不过六百元，赵之谦花卉大屏四幅才二百元（此资料为1920年罗振玉公开出售价目表，见《碑帖鉴别常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由此比较，说明当时古墨价格并非不昂。有人收藏，又有利可图，便会有人制做贩卖。至于成本，造假者自会盘算。比如，工业用炭墨在清末时已由外国输入国内，民国时造的墨，有不少已掺入了炭墨，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只不过掺的比例有所不同。
尹润生先生在《墨材史话》“鉴定方面若干问题”中写道：“在鉴定墨的真伪问题上，应首先明确划分伪品的原则，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不难从真品中剔出伪品了……含混地回答：凡不是真品，就是伪品。然而在墨的伪品中却有伪造与仿造的区分。为了图利伪造，墨的本身根本不是烟料，专门为了骗人图利，这当然是伪品。除此以外，尚有仿造的一类，其仿制目的虽不同，但仍用上等烟料制成，像这样的伪品，固然不是真品，但也不能完全以伪品视之，应以仿品来看待比较公允”。我以为尹先生关于墨之真伪原则划分是十分得当的。同时再一次说明墨中是有伪品存在的。
关于仿品，“清代墨家仿明代墨，一种是只标明年款（如‘永乐元年'，‘宣德年制'等字样），不署墨家名款……另一种标明某墨家仿明代某墨家，如清康熙曹素功仿吴叔大‘雪画义堂'、清乾隆汪近圣仿方于鲁墨谱式四十种。这类仿品有仿家自己的名款，也有被仿家的名款……（《墨林史话》）”以上所说情况都不属于伪品。如果有人将后期仿前期、小名家仿大名家墨之仿款除去或填补冒充谋利，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墨本身为伪。但墨现在呈现的状况是虚假的，应鉴定后指谬，还其真实面目。附图7是屯溪胡开文墨厂藏民国旧墨模之拓本，此墨是1931年张大午等人游黄山后所制纪念墨。八十年代，某画店为庆祝该店成立若干年纪念，特请屯溪胡开文墨厂仿制了一批“云海归来”墨做纪念品（附图8）。将此墨拓与旧墨模拓比较，可知新墨是完全仿照于旧墨制做的。虽然墨上没有标明仿制者及年月，它仍属于仿品而非伪品。但如果有人将此墨做旧，冒充民国时墨，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就需要藏者从墨的各个形态特征、材料工艺诸方面去鉴别了。
关于伪品，近二十年来，伪品不断，不是丁文所说的“墨之造假较为少见”。前期伪墨的一个特征就是体积较大，有的形式奇特。图案有的按旧谱仿制，有的则完全面壁虚造，以乱视听。仿制对象多为清代制墨家，如汪近圣，汪节庵等，少数有冒方于鲁、程君房等。附图9便是两锭伪品，一伪汪节庵，一伪乾隆御制。大者规格27×7.8厘米，两墨均做有断纹。造假者出于成本考虑，伪品不可能使用真材实料，尤其大锭墨。即使在过去，精品往往也是小锭墨居多。现在假墨无一例外用工业炭黑加骨胶制成，香气则是冰片冒麝香。还有更低劣者是用老粉制成，此等墨根本无法使用。由于毛笔已退出了日常生活需要，加之墨汁普及开来，墨的市场极度萎缩，多沦为旅游纪念品，此等墨售价极低，而制做、销售者还要有利润可赚，墨之优劣可想而知。
伪古墨的销售对象一为古墨收藏和爱好者，另一对象便是书画家，有些书画家习惯或相信使用古墨、旧墨，但往往缺少鉴别常识，时有上当受骗者。有的付出的代价极高，不知内情者是无法想像的。这类事例并不少见，这里不烦亦不宜详举，购者当自慎之为要。
一、关于牛舌形墨
尹润生先生著《墨林史话》，认为山西省大同冯道真墓出土的元代“中书省”墨为牛舌形。其“古墨撷英”章节中29·龙门氏“天府御香”墨（附图1）；33·梁清标“蕉林书屋”墨；54·巴孟嘉“远烟香”墨，尹氏均认为是牛舌形。周绍良《清墨谈丛》一书中一方近似图1的王晋卿留素斋“九子”墨，周氏称作舌形墨。而其他接近图2形状的墨，周氏称做腰圆形。高度矮一些，接近圆形者，周氏则称做椭圆形。在《清墨谈丛》“潘怡和酣咏斋墨”中，收有一墨拓片（附图3），惜乎周氏文字中未说明为何形。其实此形正是标准的牛舌形。在《方氏墨谱》、《程氏墨苑》中均有数枚牛舌形墨稿。
二、函璞斋与鉴莹斋
《收藏家》2005年第2期李晶先生“非人磨墨人磨人——济南市博物馆藏墨谈”，文中认为“他（汪节庵）的‘函璞斋'、‘鉴莹斋'就与曹素功、汪近圣两家并驾齐驱”。函璞斋为汪节庵墨肆并无疑问，其始于何时尚无确切证据。乾隆三十年函璞斋曾制书函式墨，此似为目前已知函璞斋最早之墨品。《清墨谈丛》云“汪氏事业，历乾、嘉、道三朝，最后归并于鉴莹斋，似仍以‘节庵'之名制墨，故世有‘节庵'款与‘鉴莹斋'并存者”。因此“鉴莹斋”实为胡爱棠之墨肆，胡爱棠创业于清嘉庆年间，自道光末年，胡爱棠鉴莹斋接手函璞斋，一段时间内仍以“汪节庵造”字样应市，李文将鉴莹斋归于汪节庵名下，似有不妥。我藏有一块“大黄布千”币形墨，便是胡爱棠墨肆选，侧有“鉴莹斋精选松烟”字样。
三、关于“墨无伪品”论
《中国文物报》2005年7月20日“大观”版刊登丁正元先生“‘千秋光'彩朱墨”一文，丁文认为自藏“千秋光”为“汪近圣儿孙所制，实为绝妙好墨也！”此墨是否汪氏儿孙所制姑且不说，真伪亦不说，唯丁文认为“这里，还需说明一点，就是仿古之风古今有之，今犹更甚；然而，墨之造假较为少见。赵汝珍‘古董辨疑'云：‘今之所谓古董者，无一不有伪制充塞于内，其唯一之例外，即为古墨，其中绝无伪品也。盖制造之地有限，不可随地仿制，制之劣者不能应用，制之精者任人均可成名……'”表面看来，丁文是赵文的引申，仔细分析，两者并不相同。在谈问题之前，先说明一下，我手头的赵汝珍《古董辨疑》为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8月第1版。引文出自该书第十四章“杂辨”之“古墨无伪品”一节，核对后发现与丁文在标点断句及个别字上有出处，但意思相同。
我以为丁文出现的问题，是在概念上没有弄清楚，因为赵汝珍说的是“古墨无伪品”，不是说墨无伪品。丁文引用赵文来说明“墨之造假较为少见”，是会错了意。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看赵汝珍另一著作《古玩指南》，在第十章“古墨”第四节“墨之伪制”中说：“凡古玩多伪制，惟墨则否，盖墨重质而不重名。质之佳者非名物亦贵，劣者虽名制亦不值钱，非若其他古玩，贵贱之基地于真伪者”。赵汝珍在叙述了为什么墨之伪制少的原因后，接着举了几种作假情况，如旧套墨中少了一锭或几锭，影响了售价，便仿制所缺锭充数，“其制之精者无不易鉴出”。又如他认为名墨商如胡开文等以真材实料制造，“但一般小资本、不著名之商号所制之墨完全仿照各墨制造。市上所售之劣品均此类商人所为者。墨中为伪品十九皆此类也”。从上面引文看，已明明白白说明在过去，至少在赵汝珍生活的民国时期就有伪品存在。其实赵汝珍的意思是墨为清耗品、实用品，人们一用便知，一些有名墨肆本着货真价实的经营观念是不做假冒事情的，因此“古墨”绝无伪品。但胡开文不做假，不代表李开文、张开文不做假。民国时的李开文、张开文不做，当代的李开文、张开文也还在做。因此，墨之市场存在以假、新墨充老、旧墨现象是不争的事实。
在“古墨”一章后，赵汝珍到了一个当时市场上明末清初古墨的行市表（民国三十一年），最贵者一千元，多数在数百元之间。而民国时明拓“在齐玄极寺碑”孤本六百元，明拓“琅琊石刻”、“西狭颂”、“祀品碑”等不过二、三百元。而沈周山小长卷不过六百元，赵之谦花卉大屏四幅才二百元（此资料为1920年罗振玉公开出售价目表，见《碑帖鉴别常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由此比较，说明当时古墨价格并非不昂。有人收藏，又有利可图，便会有人制做贩卖。至于成本，造假者自会盘算。比如，工业用炭墨在清末时已由外国输入国内，民国时造的墨，有不少已掺入了炭墨，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只不过掺的比例有所不同。
尹润生先生在《墨材史话》“鉴定方面若干问题”中写道：“在鉴定墨的真伪问题上，应首先明确划分伪品的原则，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不难从真品中剔出伪品了……含混地回答：凡不是真品，就是伪品。然而在墨的伪品中却有伪造与仿造的区分。为了图利伪造，墨的本身根本不是烟料，专门为了骗人图利，这当然是伪品。除此以外，尚有仿造的一类，其仿制目的虽不同，但仍用上等烟料制成，像这样的伪品，固然不是真品，但也不能完全以伪品视之，应以仿品来看待比较公允”。我以为尹先生关于墨之真伪原则划分是十分得当的。同时再一次说明墨中是有伪品存在的。
关于仿品，“清代墨家仿明代墨，一种是只标明年款（如‘永乐元年'，‘宣德年制'等字样），不署墨家名款……另一种标明某墨家仿明代某墨家，如清康熙曹素功仿吴叔大‘雪画义堂'、清乾隆汪近圣仿方于鲁墨谱式四十种。这类仿品有仿家自己的名款，也有被仿家的名款……（《墨林史话》）”以上所说情况都不属于伪品。如果有人将后期仿前期、小名家仿大名家墨之仿款除去或填补冒充谋利，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墨本身为伪。但墨现在呈现的状况是虚假的，应鉴定后指谬，还其真实面目。附图7是屯溪胡开文墨厂藏民国旧墨模之拓本，此墨是1931年张大午等人游黄山后所制纪念墨。八十年代，某画店为庆祝该店成立若干年纪念，特请屯溪胡开文墨厂仿制了一批“云海归来”墨做纪念品（附图8）。将此墨拓与旧墨模拓比较，可知新墨是完全仿照于旧墨制做的。虽然墨上没有标明仿制者及年月，它仍属于仿品而非伪品。但如果有人将此墨做旧，冒充民国时墨，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就需要藏者从墨的各个形态特征、材料工艺诸方面去鉴别了。
关于伪品，近二十年来，伪品不断，不是丁文所说的“墨之造假较为少见”。前期伪墨的一个特征就是体积较大，有的形式奇特。图案有的按旧谱仿制，有的则完全面壁虚造，以乱视听。仿制对象多为清代制墨家，如汪近圣，汪节庵等，少数有冒方于鲁、程君房等。附图9便是两锭伪品，一伪汪节庵，一伪乾隆御制。大者规格27×7.8厘米，两墨均做有断纹。造假者出于成本考虑，伪品不可能使用真材实料，尤其大锭墨。即使在过去，精品往往也是小锭墨居多。现在假墨无一例外用工业炭黑加骨胶制成，香气则是冰片冒麝香。还有更低劣者是用老粉制成，此等墨根本无法使用。由于毛笔已退出了日常生活需要，加之墨汁普及开来，墨的市场极度萎缩，多沦为旅游纪念品，此等墨售价极低，而制做、销售者还要有利润可赚，墨之优劣可想而知。
伪古墨的销售对象一为古墨收藏和爱好者，另一对象便是书画家，有些书画家习惯或相信使用古墨、旧墨，但往往缺少鉴别常识，时有上当受骗者。有的付出的代价极高，不知内情者是无法想像的。这类事例并不少见，这里不烦亦不宜详举，购者当自慎之为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