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历时最短纪录”的邮票
“文13”邮票图案中的一段“毛主席最新指示”，是在196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披露的，邮票的发行日是8月18日，二者间隔仅3天！要在3天的时间里完成邮票的选题、设计、制版、印刷、打孔、发行等6大工程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人们（包括笔者）一直以为在这条“最新指示”正式宣布之前，邮票发行局和邮票厂已早有安排，其实不然。
据最近披露的有关材料显示：北京邮票厂是在8月15日当天作出设计印制该枚邮票的决定，并把设计这条最新指示邮票的任务直接交给该厂的两位制版女工冯梅珍和彭琴洵的，以为如此就是更好地体现了这条“最新指示”关于“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精神。这就是“文革”时典型的政治环境和思维方式。
当时邮票厂并没有现代化的分色设备，邮票图稿颜色的分色沿用的是传统的照相分色方法，常常出现照相缩小后，颜色层次不够理想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修版加以弥补，或对图稿进行强化及淡化的处理，这就是制版造修工人的工作，冯梅珍和彭琴洵就是这样两位制版车间的造修工人，她俩具有较为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也有一定的审美能力，但独立设计邮票却是头一回，因此困难重重。但特殊的年代给了他们特殊的精神力量，敢想敢干，在短短的一天多就拿出了设计稿。
设计稿借鉴邮票专业设计人员孙春明设计的“文10·毛主席最新指示”，但将竖式变成横式，并放大了毛泽东的头像，且基本采用双色印刷，减轻了制版时分色的压力，确保毛泽东头像制版成像后的稳定性，有利于邮票“速成”。图稿一定稿，立即交由邮电部军管会审批，由于该条毛主席最新指示所营造的氛围和时代的需要，军管会主任陈挽澜、副主任马克绍二话没说，即刻签字“同意”。工人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连夜赶印，17日凌晨开印，18日就将散发着墨香的邮票送出发行，前后不过四、五十个小时。
“文字票”许多都是边印制边发行的，匆匆忙忙的“文13”更是如此，原计划印一亿枚，但不久，即9月8日开始赶印《文1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又称“大一片红”，两枚一套，面值8分订印一亿枚和22分200万枚；9月18日开始印制《文15·毛主席为日本工人的题词》，又称“黑题词”，两枚一套，面值8分订印3000万枚和22分100万枚。
原定这两套4枚邮票要在10月1日双双发行，印刷任务十分繁重。尽管这两套邮票后来都被停止发行，但已印制了不少。于是“文13”只印了近2100万枚时就停机拆版了。邮电部军管会想开创“一套邮票印一亿枚”的纪录的意念并没有因此消失，于是再决定同年12月26日发行的“文15·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印一亿枚（《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1998年版》将一亿枚错标成一千万），并且真的印制出来。不过，这些都是“文13”的后话了。
从“文14·南京长江大桥”开始，“文”字邮票开始逐渐挣脱出“红海洋”的泛滥，至少在目录上，“文13”标志着“文革”邮票一个最极端时段的结束。而“文13”作为一套在设计印刷和发行时间上创纪录的邮票，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