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与纸的鱼水交融

正在晕渗着的笔触具有无上的魅力，它那种醇厚深沉的墨象之美，千百年来承无数书家热情讴歌，怪不得人们将宣纸列为文房一宝。在以水墨清华为主要艺术语言的书法看来，没有这个宣纸，就不会有书法艺术的存在。

但这样的结论并非是无懈可击的。首先在上古时期，我们就看不到宣纸渗化的魅力。刀契金铸的工艺制作过程代替了实际书写过程，书法变成一种制作而不是创作，但我们却不能否认从甲骨文到金文也都是书法。绢帛时期与竹木简时期也都是突出的例外，倘若没有晕渗便缺乏艺术上的墨象之美的话，则汉简之流皆当被排除在书法园地之外，这显然又是十分荒谬的结论。

那么，在纸张已风行之时，是否可以说这一要求是通用不阻的呢？也未必。陆机、王羲之乃至米带等人用的鼠茧纸、麻纸，都是质同布帛，既不吸水也不渗化的。生宣是在明清之后的事，在此之前的颜真卿、柳公权乃至苏东坡黄山谷，即使用纸也都是不渗不化，虽未必如当今熟宣那样光滑挺刮，要之也是与我们想象中异样的物质。此外，即使在用纸时代，也还有诸多人用绢帛，直到明清不衰，至于清代馆阁体书法中常见的洒金蜡笺，不但不渗化，而且丝毫不吸水，有如写在白报纸上，但富丽堂皇，作中堂长对倒是极好的材料。相对而言，我们习惯中以为是唯一的生宣倒是历史既短、用处也未必皆是广泛；倘若以近代使用的广泛现象去套用上古，以为先民也皆如此，那是大错特错的了。

用纸作书是一个特定的文化现象，而它本身又包括了许多更局部的文化现象。从书法欣赏的视觉效果上看，在茧、麻纸的粗糙、生宣的润化、蜡笺的光滑之间，我们可以找到三种不同类型：前者以朦胧的意境胜，笔划毛糙，意在似与不似之间，有高古之趣：中者以滋润的韵致胜，借助水的神奇魔力，可以变出无尽的墨妙；后者以堂皇的气度胜，蜡笺大都染色制纹，豪华富丽，笔划的光洁又为之平添一种庄严之色。总之，三种效果各得其妙，但至今最受欢迎的，还是第一、二两种效果。至若为什么后人选中前两类，我以为其中亦包含了一个深刻的书法审美方面的重大命题：重拙朴美、潇洒美，但一般都不取富贵之美。